《装台》里笔墨最多的是刁顺子家，却是关系畸形的家庭。地位一直沉在社会底层，经济收入也就那么一点儿。虽与“富”字一点边儿不沾，一家人也食能饱、衣能暖，没有谁因日月过不下去皱过眉头。若是一家四口各人献智献力，迎来的应是丰衣足食。从物的角度观之，这样的家庭家有刁妻，与“畸形”二字怎能扯在一起？
四口人中，刁顺子是老爸，女儿菊花乃骨肉之亲自不必说，他待养女韩梅一如亲女，新近续了个后妻蔡素芬，勤快和蔼，对家人们关怀慈爱。一家人也该和睦相处，笑声不断的。从情的角度观之，这样的家庭，与“畸形”二字好像也无瓜葛！
但是，看似一潭静水，却是狂风骤起！
●颜值不佳下的嫉妒
作者早在这一家平静如水时就做了铺垫性描述：女儿菊花自照镜子，嘴脸“不堪入目”，这副尊容让她跌入冰窖般地冷到心底，“想哭哭不出来，想笑笑不出来”。这一心里僵局与万般难过被她打破后，“终于哭出来了”。老天给她的“不堪入目”用“哭出来”三字甩不掉也掩不住的，尤其站别人中间，是一种有地缝就想钻的尴尬。
对于她的颜值不佳，作者不厌其烦地做了翔实追溯：她从小时候“咋都不能进人家的门”，闹新房时“被揪着耳朵拎了出来 ”，甚至遭人怀疑偷了东西，实际上，她不但不偷，有时捡上东西还会主动“交给人家”。从上下文推断，这些全跟她模样儿不佳息息相关，字里行间对她的“不堪入目”在程度上进行了细化。生活常是这样，未婚姑娘最看中的是自己脸蛋儿，若是很不怎么样，能谈什么婚、论什么嫁？闯荡世界就有高墙难以跨越。自己的脸蛋儿拿不出手，导致自卑感的滋生。对其翔实追溯的“不厌其烦”体现了作者的深思熟虑，细品后方觉出意味深长：“不堪入目”所滋生的自卑感，是几十年的叠加，已是根深蒂固。这就作者有意给她后来性格的变化进行的铺垫，从而使她的性格大变不显得突兀。
已长大的菊花眼里，好脸蛋儿全给了别的女子：剧团“大多来自乡下，个个长得有鼻子有眼的，”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继母，“更年轻、更漂亮，更风骚”；妹妹韩梅也美如花儿，怎么就自己一人摆不到桌面，一至于连个男子也不愿走近自己？前一年，她唯有的一次接近青年男性是在黄昏，亲热后的第二天就人影不见，她太晓得原因是“光天化日之下见了自己的真面目”。菊花不啻挨了一头闷棍，连一个“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子，都看不上自己，她的心真是凉透了。”书中给梳理出原因：她之所以“一直嫁不出去，一来人也长得丑些，”“二来，菊花脾气古怪，谁也摸不透。”“多少年来，为找男人，可没有少花算命卜卦钱，到头来还是怀抱空空。”“没有少花”意味次数不少，“多少年来”当然是时间不短了，自己30岁了，找个男友难于上天，在当今三十多岁算不了什么，在那时却是大龄中的大龄，剩女中的剩女。
按理说，有继母陪着，老爸后半生不孤单了，家务也有人承担，到时候饭熟了菊花也只需张口就行；此时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回来，还带了一位帅哥儿。妹妹不小了，带回来个帅哥儿恋爱恋爱，这不好事一桩吗？作为女儿、作为姐姐，面对老爸、妹妹两个喜事，菊花该高兴，该庆贺呀，她不但不！你不，倒也罢了，本来茄子一行，豇豆一行，各是各的，风马牛不相及呀，她却怒从心头起，两桩喜事成了两根导火线，由她燃了起来。
由应该喜庆到怒从心起，这是跨度极大的心理变化。作者的高妙，就在这跨度很大中推进故事情节与塑造人物形象。
小说对此是层层展开的，简言之，分两步：第一步，菊花自己奇丑而身边的继母和妹妹偏偏很美，内心的不平衡导致嫉妒心猛生；第二步，老剩女见老爸、妹妹都是双双对对的，尤其老爸50多岁了，竟是第三个老婆都迎进了门，“菊花心里的五味瓶”立即爆裂了，醋瓶子岂不掀个底儿朝天！自己眼中容不下的，是“骚货”继母，又常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让人恶心，“骚货”还和老爸很是亲昵更让菊花心生反感：“在这家里，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！”渐渐地，恶骂，从楼上向下砸花盆，就成了家常便饭，有时搞得继母遍体鳞伤。
●感情撕裂的大打出手
灯油不省的菊花怎能省下灯油？不斗一斗活不下去似地。本来，菊花与非血缘的妹妹韩梅关系倒也正常有时还显亲密，她引回来的偏偏是个风度翩翩的帅哥，这就触动了老剩女心中的痛，菊花自然将烧在继母身上的火同时燃到妹妹身上，双枪轮番似地一女对二女就在家内摆开战场。聪明的继母蔡素芬一直忍让又善于躲避，菊花总是寻不到面对面厮杀的战机，于是枪头对准了妹妹。小说花用了三百字描述姐妹俩的拼命打斗：“菊花终于一拳砸在了韩梅的脸上，顿时，韩梅的鼻腔就血流如注了。韩梅眼前一阵飞花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但她的双手还是紧紧抓着菊花的领口。”一场厮打由菊花挑起，前后过程犹如两军搏斗般激烈，最惨的算是彼此揪头发：韩梅“终于薅住了刁菊花足有两尺长的披肩发，只使劲撸了一下，刁菊花便跟杀猪一样号叫起来。紧接着，刁菊花也薅住了韩梅头发，下手更狠地连连撸着不放，”地上也就散乱着一堆头发。
亲人们闹到这一步，说重点儿家有刁妻，只能算是家庭矛盾处于激烈状态，要定义为畸形的家庭关系还不够格。下一步的走向，要么是家庭有强的控制力加以扭转，要么任其发展。这就要看家庭四个成员中，谁有这个力量？因蔡淑芬与韩梅均被卷进矛盾不宜出面，蔡素芬有意地避开是明智的，作为家中的老小而又是个养女韩梅是无奈的。只有两个人可以起作用，一个是菊花，一个就是老爸。
菊花若是明事理，可以收敛一下就息事宁人了，因为这样任性地闹着，于事无益反而有害；或者出去打工换个活法，对两个女人就可眼不见心不烦了！她选取了愚蠢，那性格也不允许她采用明智。正在打斗中渐渐显弱的养女韩梅，急需老爸出面强力干预，偏偏老人家没能给她这个连刁都不姓的外来女提供保护。一者，菊花本来的“脾气古怪”更加古怪，以至“谁也摸不清……这几年跟她这个亲生父亲也处不到一块儿了，动不动就摔东西，就骂人，连亲爹都不当一回事儿。”二者，老爸比柿子还软怎能硬得起来？这让韩梅认定：养父不仅是不保护，简直是对菊花“恐怖暴力行径的……纵容”，这位养女“大哭起来”，是一种由“失望”到“绝望”的大哭，心死了。
●好好一个家败给了内心的“容不下”
养女韩梅心寒透透，不得不放弃法律认可属于自己的14平方米房子与繁华的西京远离而去。后来顺子到学校看韩梅，她“话很强硬，说绝不再踏进刁家半步。”这位在校大学生拒不领受养父让她回家的心愿，不是忘掉养父之恩，而是对菊花的彻底看透与对养父的彻底失望。蔡素芬开始对顺子特别满意，但和原丈夫比较，觉着找这么个窝囊废奶可能“是一个错误”。她不会忘记韩梅给自己的提醒：菊花今天“把我赶了，明天就能把你杀了。”她看得很清，“太窝囊、太瘪三、太扶不起的猪大肠”顺子保护不了自己。素芬离开的决心就确定了，也提前了，便悻悻地不告而别，带着对顺子不能像前夫那样勇于呵护的失望，不排除与顺子感情不撕断不行而撕断却又不忍的纠结。她在离开前洗了一夜，想用她的离开洗走因自己带来的父女不和。矛盾的结果以败给菊花划个句号，且是失败得很全面、很彻底、很带苦泪的：夫妻相离了，姐妹反目了，父女内心撕了个大口子，蔡素芬、韩梅、刁顺子无不内心淌着血，无论谁都不可避免地蒙受着自家人赠予的创伤。家一下子空了下来，留下了痔疮缠身慢慢老去的顺子，留下了嫁不出去、无班可上、也无去处的大龄剩女菊花，相应地留下了顺子的可怜、可叹、可亲、可敬，也留下了菊花的可恨，可悲！
素芬在刁家，撑死也不满一年，近似于“临时户口”，她离开顺子之家，“到真正安静的大海边上”，韩梅将自己由“常住户口”主动调为“临时户口”，融身于小两口安定的小天地。顺子不行，他是“常住户口”，只能留在家里，与任性的女儿共处。
原因全明，只因她心里的“容不下”，组成了一对多的矛盾体，弄得家庭无法安宁。家庭作为安乐窝却无安乐，作为幸福港湾却无幸福。菊花最记恨的两个女人被赶走了，靶子没有了，她的打闹还能继续吗？能！虽说她一人平静就全家平静，但是她不会平静。
●矛盾的对头消失后又来了新的矛盾对头
第四个女人周桂荣的进门，同时也给刁家引进了新的矛盾。先前，顺子遵照恩师朱老师的提醒，改变了以前屈从的窝囊样儿，腰杆硬了起来。顺子为外号“猴子”的装台人争来了工伤赔款，从瞿团手里多拿来1万。在大家给大吊都捐款后，对他死的赔偿，寇铁就有点不愿，甚至撂出想“讹国家钱”的刺心戳肺的话来，顺子竟将给装台工揽活儿的剧务主任寇铁一拳打蒙了，寇大主任见顺子不再趾高气扬而是怯怯的了。这些，都在证明刁顺子确实“挺直了腰”杆。虽说在素芬和韩梅离开之后挺得太晚，但比继续软蛋下去要强很多。小说结束前周桂荣母女俩居住家中，回到家中的菊花问是不是又一个新继母，顺子不再在虎女跟前显怯，“很肯定的点头”，腰杆显然也是挺直了的。
面对挺直了腰杆的老爸，菊花又会怎样？远扯几句：她的要求和最高目标是一致的，只要能使自己脸变得不那么难看，并能嫁出去，一切就相安无事了的。这才有她瞄上原先根本瞧不起的谭道贵，并随他到南韩去做美容。出她意料的是，随着谭道贵假酒案的揭出而破灭，她又回到了自己面目难看和嫁不出去的原地，矛头又因第四个女人的进门而对准了老爸，剑拔弩张到大战的火苗似乎瞬间就要“噗噗”燃起。
小说呈现给读者的，是一场家庭内斗，没有外部力量介入，由内部发起，矛头对着内部；是一场无厘头之斗，无冤无仇、无利益冲突的冲突，起因源于菊花内心“容不下”别的；是一种恶斗，女儿成了一家的爷；是一场攻者逼进、守者退让的搏斗，缘于进攻者进攻、防守者防守的不同态势；是一场无休止的长斗，一波刚过一波又起。本可安宁无事儿，结果四分五裂，家因这个而不家了。众多小说中的家庭矛盾五花八门，但没有发现一个像这一家这么个闹法，笔者谓之“关系畸形的家庭”。《装台》中这样的情节安排与人物刻画，并非作者想当然地臆造，而是真实生活的抽象，也有心理学原理的支撑。这样的家庭形象，无疑是《装台》脱了俗套的艺术构思，让陈彦小说显出了自己的独特。如果说以装台行业这一被社会遗忘的角落为描述对象，在选材上有他的独到；那么给大家供亮出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家庭，在故事布局上也显得独到。可否这样说：陈彦的笔端下或键盘中，为我国小说增添了一个少见的家庭类型。这一家庭形象的塑造，反映了陈彦的创作不仅在作，而重点在创。
电视剧中，菊花改名为“菊”，形象有了大的改变，刁家也因她的改变而不再“畸形”，走的是另一条创作之路。相比之下，小说增添的这一少见的家庭类型，在电视剧中就找不见踪迹了。
作者将当时的社会生活与畸形关系的刁顺子之家，作为装台团队的大、小背景而设计的。大背景的社会对骑三轮装台的刁顺子瞧不起；小背景的家庭让刁顺子头疼不已。装台团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彼此携手挣扎在社会的底层，团结一心拼搏在艰苦的一线。而社会大背景、家庭小背景的提供，又有利于刁顺子这一形象的刻画（对此，将在《中畸形的人物形象（上）——品陈彦（7）》中说论）。
小说写到周桂荣进门后的大战未发就戛然而止，这样的结尾，有三个看点：一者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：相异于以前的一方进逼、一方退让，呈现出的将是腰杆已不显软的老爸与虎女之间的硬仗、恶仗。顺子没有退路了，推测他爱在心底且是单身无依的蔡素芬的失去让他痛入心肺，他不能将走投无路的周桂荣母女俩赶出去不管，那他将面对周桂荣丈夫、自己的好友大吊的灵魂万般不安。双方的打斗，定将畸形的家庭关系推向了极致。二者，想象的空间不仅涵盖硬仗、恶仗对打的过程，也包含对打的结果：两败俱伤，甚至还会血淋淋满身，让刁家败得更全面、更彻底！三者，呈显了矛盾的复杂性与故事的曲折性，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与趣味性。
作者简介：
杨若文，退休前为武警工程大学教授（编审）。出版著作十多部，其中两部被部分大学选为教材。发于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以及杂志《今传媒》《西部学刊》等的学术论文180余篇，内容涉及到文学、语言、历史、社会心理学、新闻传播学多个学科，其中在古代汉语（署本名杨军）、报刊现状与报刊批评、《红楼梦》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十多年前曾在一片反对声中独自提出并用8篇文章论证的“新闻情感信息传播”，如今经过众多学者的完善，已初步形成“新闻情感信息传播”的崭新理论。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《天涯何处无芳草》上下册与《宫灯》，发表过散文与短篇小说，现主持文学期刊《华文月刊》文学评论专栏“华文观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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